专访中央农办、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，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

　　我国农业要解决好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，区域专业化是必经之路。一县一品或几品的关键是具有独特的比较优势

　　三产融合要在做“精”农业、做“强”加工业、做“特”第三产业上下功夫，让先进要素、技术创新在一二三产业相互渗透、紧密交融、互相促进

　　农业技术推广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条块分割，不能为农民提供完整的科技服务，“科技小院”这一模式是深入农业一线的有益尝试

　　

　　文 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 唐敏 李亚飞

　　乡村振兴战略正在广袤农村从静止的规划文件变为火热的行动。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，返乡创业迎来了热潮……与此同时，部分地方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存在着产业发展没有摸准市场“调门”、农业技术推广与实际脱节、基层“三农”工作积极性调动不充分等问题。

　　如何激活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？如何确保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？如何促进产业兴旺？壮大集体经济的关键点在哪里？带着这些问题，《瞭望》新闻周刊记者对中央农办、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，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进行了专访。

　　粮食安全是长远而非短期问题

　　《瞭望》：我国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.2万亿斤以上，当前粮食安全的隐忧在哪里？

　　柯炳生：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矛盾不是总量矛盾，而是结构矛盾，体现为如何用越来越少的土地、越来越少的水资源，生产出更多、更好、更安全的农产品。对于粮食安全，要按照中央部署，坚守谷物基本自给、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底线。但也应该看到，我国粮食连年丰收，供求关系出现了新变化，阶段性的供大于求与有的品种供给不足并存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人们对小麦、水稻品种品质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，需要优质的还是普通的、强筋小麦还是弱筋小麦、长粒米还是圆粒米，都会对市场供求产生影响，需要适时进行品种结构的调整。

　　粮食安全，本质上是饭碗问题，是确保人人吃饱饭、吃好饭的问题。现在我国居民的饭碗里都装了什么呢？据统计，我国城镇居民每人每年约消费80公斤粮食（大米、面粉等成品粮）、60多公斤肉禽蛋鱼、170公斤蔬菜瓜果；农村居民对应的数字分别大约是120公斤、50公斤和110公斤。

　　解决好粮食安全，要考虑所有的食物，不仅包括谷物，还应涵盖瓜果蔬菜、肉禽蛋奶等。进一步而言，要考虑所有的农产品，要提高所有农产品的生产效率和生产水平。比如，棉花不是食物，但是，如果棉花单产提高了，就可以节省出更多的土地，种植粮食和瓜果蔬菜等，也会促进保障粮食安全。

　　粮食安全是长远问题，不是短期问题。短期问题可以靠库存调节，长期问题要靠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。这就要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，提高地力，强化农业科技创新。今年我国提出，要确保新增高标准农田8000万亩以上；按照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，到2022年我国要确保完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的划定任务，这是粮食安全的基础保障。

　　《瞭望》：在推进特色产业过程中，一些地方选择种植经济作物，会不会对粮食安全造成冲击？

　　柯炳生：我在四川平原调研发现，原来种水稻的地方，现在一些地方改种柑橘等水果了，这是市场需求导向的结果——这些年我国水果需求发展很快，近10年来，我国水果需求增加了2.5倍，去年已经变成了水果的净进口国。未来，我国的农业发展趋势是：规模化大田种植业，主要分布在东北、西北、华北和长江中下游等地区。这些地区共同特征是连片的平原，适于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。东部地区主要种植玉米、水稻和小麦等，西北新疆地区的主要作物是棉花。现代林果业与土特种养业，主要分布在山区和丘陵地区。从总量上看，随着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人们对经济作物的需求增长较多，而对直接的粮食消费需求尤其是水稻，是稳定的乃至减少的。

　　因此，农业的生产结构，根据人民的需求变化进行调整，是必要和必然的。水稻、水果蔬菜、肉禽蛋奶，都是满足吃饭问题的需要，哪种产品生产多一些，哪种产品生产少一些，要视消费需求变化而定，而不是一种产品冲击另一种产品的问题。从区域结构上看，有些地方水稻生产减少了，而另外的地方水稻生产增加了，这是根据区域生产竞争优势发挥作用的结果，也不能说谁冲击了谁。

　　改革开放40年来，我国粮食生产成就巨大，不仅仅表现为生产总量增加了一倍多，更重要的是人均粮食生产数量大大增加，从320公斤增长到480公斤，这从根本上为确保口粮绝对安全，奠定了牢固的基础。

　　特色产业关键要有比较优势

　　《瞭望》：在乡村振兴中，发展特色产业如何既符合市场规律，又支撑起乡村的发展？

　　柯炳生：我国农业要解决好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，区域专业化是必经之路。一县一品（或几品）是发展的方向。关键是，这一品（或几品）一定要做到品质最优。要做到品质最优，关键的是自然条件具有绝对比较优势。而其他问题，比如技术问题、设施问题、投入问题、营销问题等，都是可以逐步解决的；反过来说，如没有独特优势，这些措施也无济于事。

　　《瞭望》：对一个地区来说，如何规划特色产业呢？

　　柯炳生：在一个区域内，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，需要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。政府组织科技人员和经济专家，对当地的自然条件、产业基础、交通条件等，进行系统的调查比较和分析研究，制定产业发展规划。对比较容易储藏或者加工后易储藏的大宗产品，如粮、棉、油、糖、果、茶、烟、麻等，根据县域自然条件科学规划，易形成一定的规模，产生品牌效应。对于比较特殊的小宗产品，例如某些蔬菜，或者乡村旅游等，可以乡镇为单位进行规划。产业发展规划的实施，则主要是靠市场机制。

　　早些年，一些地方政府在调整生产结构过程中犯过错误。主要原因，一是违背自然规律，盲目跟风，没有进行科学决策；二是违背农愿，强迫命令。否定这些错误做法，并不能否定政府的作用。政府指导制定产业发展规划，关键是要准确认识各地的自然条件优势，同时充分考虑市场经济因素。

　　《瞭望》：在三产融合过程中，如何避免一些农业特色小镇、田园综合体等成为单纯的旅游项目，甚至房地产项目，偏离“三农”发展核心？

　　柯炳生：三产融合的目的是解决农业产业附加值过低的问题，延伸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。三产融合项目，一定要严格遵循“姓农、务农、为农、兴农”的建设方向。在做“精”农业、做“强”加工业、做“特”第三产业上下功夫，让先进要素、技术创新在一二三产业相互渗透、紧密交融、互相促进。

　　在我国，三产融合的最主要作用，是解决好小农户生产与大市场需求的对接，使千家万户的小规模生产者，能够较好地适应市场对产品的要求。目前来看，比较普遍的形式是合作社模式。

　　以主要稻谷生产省份之一湖南为例，一些很成功的稻谷生产合作社通常由涉农企业（如农资公司或稻谷加工企业）牵头，与农民组成合作社。通过建立合作社，扩大了实际经营规模，提升了整个生产全过程的现代化水平：合作社为农民提供从整地、灌水、育秧、插秧、施肥、植保、收获到稻米加工整个生产过程的服务。建立了合作社之后，可以大面积地种植同样的优质品种，实行标准化的田间作业，生产出品质优良的稻谷，然后经过统一加工，实行优质稻米的品牌统一销售，经济收益大大提高，实现了绿色生产和优质生产，农户的生产收益显著提高。

　　我国最大的小麦生产省份河南，所建立的一些小麦生产合作社，也有类似特点，即通过合作社扩大生产经营规模，种植优质小麦品种，获得更高收益。小麦合作社通常并不自行进行小麦加工，而是与面粉加工商签订订单，生产专用优质强筋小麦。合作社最大的作用，是与加工商签署订单，按照订单组织农民进行生产。订单的主要内容，是对小麦品种和质量的要求，以及收购价格承诺——例如高于市场价格10%之类的约定。合作社的建立，实现了农民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；如果没有合作社，加工商难以同千家万户的农民签署订单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三产融合某种程度上是在加工企业的带动下，市场作用的结果。其中，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：

　　一是就全国而言，各地情况各异，没有统一的模式。各个地区可能不同，各个不同的产品也不会完全相同。

　　二是合作社要有技术升级或者明确的商业模式，不能是农户的简单相加，而没有生产技术的进步和提高。例如，一些地方的合作社只是单纯地把农民的承包地流转过来，扩大了种植规模，但由于生产技术水平没有实质变化，不能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，最终就难以取得更大的收益。

　　乡村振兴需要“三类人”

　　《瞭望》：当前在乡村一线，您认为最重要的创新是什么？有没有具体的实践？

　　柯炳生：最重要的创新，可以分为四个方面：政策与机制的创新、组织创新、业态创新和技术创新。这里着重谈谈技术创新，从长远看，这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原始动力基础。在我国农业发展的过程中，科技的重大推进作用日益凸显。2018年，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经达到58%，主要农作物耕种收全程综合机械化率达到67%。

　　农业科技创新包括两个层面，一是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，二是技术推广。技术推广方面，现在已经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体系和方式，包括政府部门主导的各级农业技术推广中心，各种涉农企业的技术服务，农业大学和农业科研院所等。各种不同的体系和机构，提供技术服务的方式很不相同，例如，涉农企业结合着销售农资产品，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，如卖化肥教农民如何使用化肥，卖农药教农民如果打药等。总体说来，大多以单项技术为主，而对生产的全生产过程系统技术服务，很是缺乏。

　　农业大学和农科院所的科研人员，在农技科技推广方面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，出现了不同的模式、做法和经验。其通常是结合着各自的人才培养和研究工作，对农民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。其中，中国农业大学张福锁院士团队所创建的“科技小院”模式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，引起了日益广泛的关注。

　　“科技小院”是于2009年，在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白寨乡首先创建的，经过了10多年的探索和发展，已成为“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技术服务”三位一体、成效显著的一种产学研结合方式。我个人观察，“科技小院”的鲜明特点和优势，主要包括四个方面：在老师们的指导下，研究生常驻在生产一线，最多的每年可达10个月以上；在生产过程中发现问题、研究问题、解决问题，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推广某一技术；跟踪和研究整个生产全过程，而不是局限于一个环节；具有可持续性，老的研究生毕业走了，新的研究生继续入驻。

　　“科技小院”在曲周县入驻后，针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实际问题，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技术体系创新，这些成果，获得了当地政府、领导的高度支持和重视，他们把“科技小院”的成果在全县进行推广，取得了很好的成效。2009至2014年，曲周县高产高效技术采用率从2009年的17.9%提高到了53.5%，全县粮食单产实现了试验基地产量水平的79.6%，粮食总产增长了37%，养分效率提高20%以上，农民收入增长了79%。

　　“科技小院”的探索，也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。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，具有很好的示范意义。2016年，《自然》杂志刊发文章《科技小院让中国农民实现增产增效》，系统报道了适合发展中国家小农户农业发展的创新模式。

　　截至目前，中国农业大合其他院校在河北、河南、广西等地建立了120多家“科技小院”，项目涉及粮食、瓜果、蔬菜等多个领域。比如在广西某县的“科技小院”，设立在一家有8万亩香蕉种植园的企业中。入驻小院的师生发现香蕉裂果问题并及时查找原因，研究对策，避免了企业损失。

　　为了让更多的农业院校师生采用“科技小院”模式，实现人才培养、研究创新和科技服务的三合一目标，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成立了科技小院联盟，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，搭建平台，推广扩大“科技小院”的覆盖范围，更好地为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和广大农民生产者，提供更好的农业科技服务，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和现代农业发展。

　　《瞭望》：在乡村振兴中，集体经济的作用越来越重要，如何壮大集体经济？

　　柯炳生：我国各地，都有一些明星村。这些明星村的标志就是集体经济搞得较好。发展集体经济的根本目的，是带动一个村里的农民，走共同富裕之路。

　　全国集体经济搞得比较好的明星村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有一个好的带头人。这样的带头人，无论男女，无论老少，无论文化程度高低，无论有如何的不同，但一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是好人和能人。好人，就是大公无私，有奉献精神；能人，就是具有优秀的企业家能力，有带领农民致富的眼界和本事。这两个条件，缺一不可。而最缺的，是具有优秀企业家能力的带头人。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带头人，是无法发展好集体经济的。

　　广而言之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，最缺的，也是人才。乡村振兴需要各个方面的人才，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类：一是带领农民干，比如村集体经济带头人，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的牵头人等，这是最关键和最稀缺的人才；二是帮助农民干，比如科技人才，可以帮助农民种得好，比如电商人才，可以帮助农民卖得好；三是自己独自干，主要是指职业农民等。乡村要全面振兴，就要想方设法，去发现、吸引、使用和培养各类人才，通过体制和政策创新，调动所有人员的积极性，各尽其才，各尽其力，为乡村振兴做贡献。